两名将领的支持，让杨肥下定了暂时留在湖广四川，等彻底击败了张炳忠再回师的念头。他立刻起草给崇德皇帝的奏章，说明他暂时难以调兵回来的情况，并提议兵部立刻组织当地军队强化防御，守住重要城池，同时调集山东和安徽方向上的军队增援。

    刚刚挨了一顿庭杖的傅元宪家里，正在养伤的傅元宪接见了一位客人。这位客人便是刚刚被起复，担任吏部左侍郎的刘启东。

    “宗正先生可知道杨总督给皇上上书，反对调动湖广之军的事情？”刚刚坐下，刘启东便直接问道。

    傅元宪苦笑道：“如何能不知道。”

    刘启东听了，便作色骂道：“杨肥误国！宗正先生当上书制止！”

    这个时代的人论及旁人，一般都称人家的字，如今刘启东不称杨肥的字，而是直呼其名，这就可见他对杨肥的态度了。

    傅元宪听了，又苦笑着摇摇头道：“我自然上书了，只是皇上会不会听我的就难说了。”

    刘启东便道：“杨肥这个计划，完全是拿着国家的命运前途，来赌博呀！而且还是根本就没什么赢的机会的赌博！”

    傅元宪点点头道：“先生说的是。杨总督这个计划，私心颇重。不过这些年来，朝廷在他的计划上已经投入太多，难以回头了。”

    刘启东听了，便冷笑道：“这便是挟持朝廷了！”

    “要不然还能如何？”傅元宪摇头道，“这么多年来，朝廷在那个四面张网上面投入了多少人力物力？付出了多少代价？朝廷难道能看着前面几年投入进来的人力物力全部泡汤不成？皇上也会觉得，如果现在就将湖广的官军调回去，那就等于前面为了围剿那些流寇而付出的所有代价，什么涸泽而渔地增加税收带来的民怨沸腾，什么削弱边防带来的东胬入寇，所有的这一切付出，就全都变成了无用功。整个大昭朝，将自己消耗到了几乎要油尽灯枯的地步，但却什么都没得到。皇上他怕也是骑虎难下了。”

    刘启东听了道：“蝮蛇蜇人，壮士断腕！如今的局面，首先是朝廷财力枯竭，九边之兵，难以轻动，要调动山东、安徽之兵，便要投入更多的军费。军费从哪里来？难道继续加派？这不就是为渊驱鱼了吗？况且如今，单靠河南的军队，最多只能守住一些较大一点的，比如开封、洛阳这样的城市。其他的县城之类的城市，在黄自得攻占了汝州，并得到了汝州武库中的那些武器之后，根本就不可能挡住他的攻击。所以，地方糜烂几乎是一定的了。黄自得靠着占据这些县城而得到的粮食物资，在加上遍地流民的局面，只怕不出一个月，他的手中，就能聚集起十万以上的人马。虽然这十万人马基本上都是乌合之众，但是要镇压十万乌合之众，朝廷也必须动用数万大军，而若是朝廷短时间内镇压不下去，这十万乌合之众甚至会变成二十万三十万。真要是弄成了这样的局面，那大昭朝就真是要“亡无日矣”了。”

    刘启东的胆子大，什么话都敢说。但傅元宪却不太敢接着这样说，只好道：“杨总督的意思是若是他这里能迅速的打垮张炳忠，而河南那里能稍微拖慢黄自得的发展，朝廷又能尽快地将山东，安徽的军队调到河南，压制住黄自得发展，然后等消灭了张炳忠之后，他带着湖广的军队再掉头回去，就有机会消灭黄自得。一举平定天下。”

    “那要是没能做到呢？”刘启东道，“杨肥如今的计划，其实就是一场豪赌，赌注就是大昭朝的国运！若是一切都如他所想，那自然不错，但是若是他的这些条件当中的任何一个出了哪怕一点问题，朝廷就会白白的耗尽最后的力量。此后朝廷在很长一段时间内，都将不再可能拥有主动进剿流寇的能力了，最多只能在流寇的攻击下捉襟见肘的勉强支撑。辅佐君王，不考虑清心治本，而只会鼓动君王行险侥幸，这不是奸佞是什么！况且这个赌博，朝廷有多少机会能赢呢？宗正先生知兵，天下皆知，您觉得朝廷按着这个计划赌博，能有几成赢的机会？”

    听了这个问题，傅元宪道：“这就要看天意了，若是要我说，最多三成。”

    刘启东望着傅元宪看了一会儿，然后道：“宗正先生说的是上限吧？我虽然不懂如何打仗，但我知道，这么多的条件，每一个要实现都非常艰难，比如说河南当地的官军能保住不再丢失重地，还限制住黄自得的可能性能不能有七成？”

    傅元宪摇了摇头道：“河南没什么兵力，高杰跟着人家一起和黄自得打还多少有点胆子，若是让他单独对上黄自得，用‘畏敌如虎’形容他都不错。这里怎么可能有七成的机会？五成的机会都未必有。”

    “那山东，安徽的官军及时赶来，而且控制住黄自得的机会有几成？”刘启东又问道。

    “也不超过五成。”傅元宪回答道。

    “杨肥短时间消灭张炳忠，然后能带着湖广之军回来打垮黄自得的机会呢？”

    “打垮张炳忠的机会大概有六七成吧。”

    “这样算下来，朝廷赌赢这一局的机会，连两成都没有！倒是杨肥他自己，倒是很有机会。难怪他会提出这样的一套计划。”刘启东最后说。

    刘启东的这个话很有些诛心的味道，他的意思是，杨肥忽悠着崇德皇帝进行这样的赌博，这场赌博如果侥幸的赢了，那杨肥自然是天下第一的大功臣，荣华富贵，青史留名。就算失败了，也多半不是败在杨肥负责的这一块上，他一样能说：“我做的已经够好了，都是你们拖了我的后腿！”责任也不是他的。一个做大臣的人，如果真的是这样打算的，那他不是奸佞，还有谁能是奸佞呢？

    “就看圣上能不能醒悟了。”傅元宪叹道。

    “圣上求治太急，不能务本。这才是杨肥会弄出这些事情的根本！”刘启东又道，“杨肥这人，才华本领，其实都是一流，倒是很像一个古人。”

    “哪位古人？”傅元宪问道

    “裴矩！”刘启东回答道。

    裴矩是隋唐时候著名的大臣，隋文帝时期，他在平定岭南，讨伐突厥的作战中都立下了大功。以才干为朝廷看重。到了隋炀帝的时候，他却又摇身一变，成了一个最擅长欺上瞒下拍马屁的奸佞。而到了唐朝，他又当了唐朝的大臣，并且以有远见和敢于直言进谏而广为称道。宋代司马光在《资治通鉴》中评价此人道：“古人有言：君明臣直。裴矩佞于隋而忠于唐，非其性之有变也；君恶闻其过，则忠化为佞，君乐闻直言，则佞化为忠。是知君者表也，臣者景也，表动则景随矣。”

    “前些年，某入朝之时，圣上问某治国之道。某告之曰：‘养德正身。’便是看皇上求治心切，侥幸之心重，而好走捷径。所以才有此答。夫子说过：‘为政以德，比如北辰，居其所而众星拱之。’若是皇上肯踏踏实实的做老老实实的事情，力所不能及，便退一步，与民修养，而不是一味的侥幸冒险，天下何至于此？须知这世上，看起来轻快容易的，其实大多都是歧途。人君若是自己德行不足，不能克制自己的欲望，便容易走上这样的邪路，求侥幸于一时，最后反而祸害国家。屈子曰：‘彼尧、舜之耿介兮，既遵道而得路。何桀纣之昌披兮，夫惟捷径以窘步。’魏征曰：‘德不处其厚，情不胜其欲，斯亦伐根以求木茂，塞源而欲流长也。’说的都是这个道理。所以当今天下混乱，在于圣上未能清心治本，便使得忠化为佞！”刘启东一激动，直接便将矛头指向了崇德皇帝。

    刘启东的说法，傅元宪其实是很赞成的。在他看来，早些年的时候，就是崇德皇帝刚刚登基的时候，天下其实还没有败坏到如今这样的地步。那时候若是皇帝能看到国力衰微的趋势，及早的做出收缩力量，修养生息的做法，而不是采用涸泽而渔的做法，天下未必会是如今的局面。只是到了此时，再要重新进行战略收缩又谈何容易？很多时候，后退比前进要困难得多，尤其是在如今的情况下。这就像是一支军队在强敌面前后撤，一个不小心，后撤就会变成败退甚至导致全面的崩溃。自古以来，有几个朝代在转向了全面的收缩之后，还能复振的？

    所以越是局面不利，崇德皇帝的侥幸心理便越是严重；崇德皇帝的侥幸心理越是严重，就越会倾向于做冒险的赌博；越是做冒险的赌博的事情，遭遇到的损失就越大，局面就越是不利，然后崇德皇帝就……最后整个朝廷便都陷入到了这样的怪圈之中，越来越难以自拔。